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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母亲》:简笔叙事下的昭昭明月
2018年04月16日 10:30

  以短篇小说而名世的刘庆邦,不久前推出了他的首部长篇纪实散文集《我就是我母亲——陪护母亲日记》。

  新时期文学以来,亲情题材散文可谓长盛不衰。不衰的原因在于散文自身的文体特性,一方面,散文对经验的依赖程度超过其他文体;另一方面,散文的审美感染力主要来自体验之深,意即情真意切。一般来说,身边亲人在经验领域内是人们最熟悉的对象,也是情感维系和投射的深潭所在,如此一来,有那么多的人投身到亲情题材的散文创作中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散文场域,余秋雨现象之后,在阅读接受环节,能够抵达现象级的散文作品,几乎可说是由亲情题材散文一统江山。199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一版再版,引发阅读的风潮。2011年,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推出的湘西作家彭学明的《娘》又一次创造了阅读盛况。2015年6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龙应台的“人生三书”,在普通读者、专业作者等多重层面皆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其中,“人生三书”之一的《孩子你慢慢来》,被誉为20年来最温暖、最受欢迎的“母子之书”。上述所列为作品集子,至于亲情题材的单篇作品,通过刊物、排行榜单、年度选本等载体可洞见其热度。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亲情题材散文并非一成不变,近些年来,在处理方式上有着明显的新变。即由过去单向度的感恩与颂扬,转向某种对抗、对立的关系,并通过时间跨度的叙述,完成彼此间的和解或者说理解。和解基于自我成长起来的对人生的理解力,而这个理解力比单纯的感恩,更有嚼头。比如玄武笔下的父亲,塞壬笔下的祖母,北岛笔下的父亲,李颖笔下的妹妹,阿贝尔笔下的父亲,等等,即为典型案例。当然,恪守传统写法的亦大有人在。但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写法很难出新意,有一定局限。一个整天陶醉于亲情散文阅读或者写作的人士,如同一个整天陶醉于心灵鸡汤的人士一样,必然呈现出中毒的症状。新的处理方式,无疑带来了亲情散文书写的纵深度和宽度。

  刘庆邦先生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言道:“母亲不仅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一生的老师,还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若有人问我信仰什么,我会说首先信仰我母亲。”作为一部纪实色彩鲜明的散文集子,《我就是我母亲》选取了日记体式,分上下部分,上部写母亲患病住院治疗的日子,下部写母亲病重辞世的最后日子。在母亲病重期间,作家本人一直陪伴守护在母亲身边,一百多个日夜,点点滴滴的记录,成就了这部由亲情雕刻而出的图书。我注意到有关这部书的声音主要集中在母子连心及孝亲文化的发扬之上,母爱是永恒的主题,如果生命中有一位德性与才识兼备的母亲出现,则必然像歌德所言的那样,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不过,母爱这个话题更应该归置于沉默的疆域,如果单纯讲颂扬与感恩,新闻报道或者报告文学,足以确立典型。文学应该在更高的意义上洞察人生(钱穆观点),应该提供更立体的东西。因此,涉及到文本分析这一块,《我就是我母亲》在特色上有两个方面比较突出。第一个是容纳度的问题。除了陪伴之长情外,作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居留开封期间的现实生活世界,比如高声吟唱《好了歌》的女疯子等,表征出作家对非常态的人与事的关切与敏感,这个现实生活世界着墨不多;另一个则是通过“母亲”与“二姐”的讲述重新建构起来的豫东老家沈丘县的历史过往。“母亲”的讲述尤其纷繁复杂,将改革开放之前豫东底层生活的残酷与暴烈的一面透彻地呈现出来,若是把诸多片断式故事嫁接在一起,非正常死亡,饥饿记忆,人伦的失位,这三大主题则水落石出。司汤达曾以“真实,残酷的真实”为题辞,放在《红与黑》卷首处。阅读到作家笔下的豫东往事的段落,让我立刻想起他的这句话。此外, 90后小说作者郑在欢于2017年度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名为《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内容相关作者自我的童年经验,纪实性突出,故事发生地为新蔡县,与刘庆邦的故乡沈丘县相距不远。两部书稿里面涉及的底层生活的内容具备了某种互文性。

  这部集子另外一个特色在简笔记事的语言风格上。语言段落里,以短句为主,人、事、因果这三个因素浓缩于几句话中,非常简练。而在叙事策略上,采取了去情感化的方式,与日记体式,搭配恰当。

  也正是因为受限于日记体式下的简笔叙事,使得这个散文集缺失细节方面的感染力,也缺失了由场景叙事的完整性所搭建起来的文学张力。上述两点,正是美中不足之处。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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