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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隐忧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
2018年09月13日 13:25

  从古今通变的意义上说,传统并不意味着亘古不变的过去,真正的传统应该鲜活地存活于当下,同时也孕育着未来。惟其如此,传统才会充满生机活力;而正因充满生机活力,传统才堪称伟大。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传承绵延、历久弥新,至今依然作为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文化砥柱。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来自于通变,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从古今通变的意义上说,传统并不意味着亘古不变的过去,真正的传统应该鲜活地存活于当下,同时也孕育着未来。惟其如此,传统才会充满生机活力;而正因充满生机活力,传统才堪称伟大。

  然而,并非所有传统都具有历久弥新的通变活力,或者说,在经受着时势变迁的挑战中,尤其是在社会发展范式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来自“现代性”的兴起。在资本现代性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古老的中国被强行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现代性的植入,导致传统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结构,同时也动摇了沿袭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近代以来,中国历经沧桑,灾难深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大门,曾经强盛的大国衰败落后,沦为列强欺凌蹂躏的对象,古老的中国因而陷入严重的历史危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因为,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就只有死路一条。为了挽救危局,无数仁人志士,致力革故鼎新,一时间改良维新的思潮风起云涌,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进程,并为其后所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蓄积了心理势能,奠定了前提基础。

  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传统要在现代性条件下存活并葆有生机活力,必须解决传统的现代转换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之所以把问题归结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其意义在于,既要强调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又要强调两者之间的融通和合,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传统与现代”“保守与维新”“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以确立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辩证法。

  我们强调现代性条件下的中华传统转换或“中华传统的现代转换”,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何为现代性,辨识现代性的优长与隐忧在哪里;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何为传统,辨识传统的缺欠与优长在哪里。简要地说,现代性的优长是理性化,这不仅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同时极大地发挥出人类运用理性工具改造并支配整个世界的能力,现代文明的进步说到底就是人类运用理性工具改造并支配世界能力的进步。然而,优长之处同时也是其缺欠之处。概言之,现代性的缺欠即理性的工具化,理性工具化追逐的是形式和程序层面上的效率,这带来了精神、价值、信仰、情感、伦理的失落与荒芜,使人们陷入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理性的牢笼”之中,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抗、冲突与分裂。伴随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缺欠,人们开始反思批判现代性,传统思想因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儒道两家构成了“儒道互补”的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儒道两家思想历经几千年的文脉演进,在历史的挑战与调整中“变通”绵延至今,显示出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儒家思想注重于从“人与社会”的角度阐发其艺术美学理念,而道家思想则侧重于从“人与自然”的角度阐发其艺术美学理念。这两种思想对于弥补现代性工具理性化导致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分裂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价值。

  儒家学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十分关注社会人伦道德秩序的建立,致力于解决人与人、个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仁”也就是两个人或多个人的意思,“仁者爱人”则希望通过“礼乐教化”实现伦常有序的“仁爱”和谐社会。因此,如何培养伦理道德的人格,也就成为儒家学说和教育的核心内容,人们也称儒学为“立人或成人”的学说。孔子“成人”学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如何将外在强制的社会道德规范(礼)与内在欲求的个人心性情感(乐)相统一起来,塑造一种“合情合理”“礼乐和合”的理想人格和社会。我们可以从“立人”“树德”与“处世”三个方面理解儒家的文化精神。第一,“仁爱为本”以“立人”,第二,“行健自强”以“树德”,第三,“贵和尚中”以“处世”。儒家主张“仁爱为本”,其目的是“立人”,实质上可以理解为中国古典哲学所表达的一种“人本”或“民本”思想。“仁者爱人”的仁学主张,以“仁爱之心”缓解协调人自身、人与人、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冀望以“礼乐教化”,陶冶塑造“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进而建构伦常有序的“仁爱”和谐社会。儒家激励“行健自强”,其目的在“树德”,是指发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修身养性,修德养气,气正德明,化育涵养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以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生理想目标。儒家喜欢“贵和尚中”,其旨趣为“处世”,所倡导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和原则。“中和之美”是建立在“中庸之道”的儒家哲学伦理学基础之上的艺术审美原则,“中庸”就是“执两用中”“和合两端”“不偏不倚”“中正和平”,将这种思想方式、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推及到艺术审美领域,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的艺术辩证法。作为深刻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几千年的思想传统,儒家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厚的根基和文化传承的生命力,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如果说,儒家注重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以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探寻人伦道德及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那么,道家则注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以无为的出世精神,追求顺任自然天性的逍遥人生。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是世间万物生成生长的本源,是宇宙大化运行的律动之源。“道”生万物,艺术与美自然也由道而生,由此形成独特的道家艺术审美观念。首先,道家认为宇宙大化的根本法则在于“道”,天道自然,非人力、人为、人道所能企及。因而,人应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不为利害得失操心劳苦,以达“顺任自然”“安之若素”“泰然处之”的境界。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他直接反对儒家建立人伦道德的人间事业,视人工所事为违逆自然天道的“伪”,主张“无为而治”或“无为而无不为”。其次,道家追求“法天贵真”的素朴之美。在道家看来,天道自然既是宇宙大化之运行律动,又是天地大美之自然显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天地之美也就是大道之美,而大道之运行乃自然天成、无为而为。因此,“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庄子》)这自然就规定了艺术要“见素抱朴”“返璞归真”“法天贵真”,以不假人工人为的天然之美为至高境界,由此形成“天然去雕饰”的中国艺术精神。第三,“心斋坐忘”的艺术体悟论。天道虽神秘莫测、不可名状,但仍需与人道沟通,需人去“体道、悟道”,以达到“与道冥合”“天人合一”的境界。由于“大道”具有超验神秘性,因而仅凭一般的感觉经验或理性认知,无法进入“众妙之门”,难以认识其奥妙,这就要求人只能以神秘直觉的方式“体悟大道”,即庄子所说的“致虚守静”“忘我凝神”“心与道冥”“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生命体验境界。

  儒道哲学构成中国文化和艺术精神的两大主流思想,建构起“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原型,对中国古代艺术学理论的后世发展影响源远流长。今天,我们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维度来理解儒道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美学意蕴,对于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隐忧和欠缺,运用传统文化智慧调整现代性造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冲突,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启示性意义与价值。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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